据说，周武王灭商后，商的遗民被周公迁移至商丘，由于失去土地，无以为生，这些人只好靠小买卖维持生计，久而久之，做买卖成为他们专门的职业，因为他们是商朝的遗民，所以被称为“商人”，而买卖的职业也被称为“商业”。既不务本，又是亡国遗民，中国商人一出世，出身就不好。
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，商人地位都不高。从经济原因上讲，商业的本质是交换，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交换不发达，商业也就不发达；从道德原因上讲，商人倒买倒卖，赚取差价，被视为奸诈狡猾；从政治原因上讲，商人流动性大、见多识广，不好管理，往往是政治上不安定因素，而且很早就有奸商吕不韦颠覆政权的故事摆在那里。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历来是重农轻商，社会阶层的次序叫做士农工商。
湖南是个内陆农业大省，又是保守的义理之乡，商业更是落后于大多数省份。所以史书里面看不到湖南商人商业的突出记载。关于传统湘商是否像徽商、晋商、浙商一样存在，在历史界、文化界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论。
但是梳理一下历史脉络，湖南虽然没有出现过管仲、范蠡、吕不韦等这样祖宗式的人物，却不乏胡雪岩、盛宣怀等那样的近现代商业精英，因为湖南有着深厚商业文化底蕴，得到时代的阳光雨露，也就呈“井喷”式的爆发。
湘商其所以成为湘商，确实有与历史上其他商群不同的特点，无论是思想源头、诞生过程还是经商方式，都有其自身特点。
（一）湘商思想源头
专家认为，湖湘文化是湘商文化的源头。湖湘文化中“ 经世实用”“以天下为己任”“敢为人先”的思想是湘商兴起的思想源头。这当中，王船山、魏源的商业思想对湘商兴起有着直接的影响，而作为行政大员的陶澍在中国近代“入口处”的商业改革实践，则夺推动中国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的先声。
王船山认为，“大贾富民”是“国之司命”，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。“粟贵伤末，粟贱伤农。乃当其贵，不能使贱，上禁止勿贵，而积粟者闭籴，而愈腾其贵。当其贱，不能使贵，上禁止勿贱，而怀金者不售，则愈益贱”，则表明其主张经济活动中注重市场的作用，保持价格稳定。
王夫之是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开拓者。王船山以孤愤之情，亡国毁家之痛，让六经别开生面，开辟了中华文明唯物主义的曙光，提出了道随器变，趋时更化，经世致用，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。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气节，酝酿了一百多年，终于在晚清面临危亡之际发酵，武装了三湘四水、洞庭之滨的湖南士大夫群体，陶澍、魏源、曾左彭胡，师夷长技挽救危亡，乃至后来湘人一跃进入晚清政治中枢，奏响了近现代湖南人担当天下复兴中华的交响乐章。从这个角度讲，王船山的经世致用、与时俱进、道随器变的思想催生了湖南士子救国路径的嬗变，形成了湘商实业救国的热潮。
陶澍的商业改革。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，走马出任川东道，力主减官盐价四之一以敌私盐之议，于是“居民尽食官盐，私贩遂绝。数郡安堵而商销亦倍额”；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，以海运较河运省费过半力排众议，悉心筹划，将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仓漕米160馀万石经海上运抵天津，开启清王朝海运之先河；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，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，着手全面革除盐政弊端：“裁浮费以轻成本”“慎出纳以重库款”“禁粮私船私以清纲销”“革五霸十杠以清淮北”，在官商勾结的晚清商场掀起一场大地震。
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，认为“士无富民则国贫，士无中户则国危，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”。
我在《湘魂与湘商》一文中指出：“王船山是农耕时代湘湖湘文化总结者，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实践者，毛泽东是中国走向独立和解放时代的湖湘文化的继承人和弘扬者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湖湘文化需要继承也需要转型，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代，湖湘文化如何变革？湘商是新时代思想解放的尖兵，是新思想新文明的代表，用湘魂武装湘商，由湘商再铸湘魂，是时代的使命。”这话讲的是湘商文化的内涵。
（二）湘商与湘军
近代以来，湖南不仅有勇担国家民族责任之湘军，还有为国家富强奋斗不已的湘商。不少湘军领袖就曾大力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。1860年，曾国藩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新式兵工厂——安庆内军械所。该厂手工仿制开花炮、弹药及轮船，为湘军提供了不少武器装备。厂内“全用汉人，未雇洋匠”，集结了一批国内最顶尖的技术人才，如华蘅芳、徐寿、徐建寅、李善兰等。1862年，该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。该厂的创办，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之发轫。
湘军另一重要领袖左宗棠也是近代工业发展的推动者。1866年，左宗棠在福建马尾筹建船厂。他认为：“轮船成则漕政兴，军政举，商民之困纾，海关之税旺，一时之费，数世之利也。”左宗棠与法国人日意格、德克碑签订合同，五年内由他们监造大小轮船16艘，并训练中国学生和工人。1869年，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“万年青”号下水。至1874年2月，共造轮船15艘。19世纪70年代，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，大力引进西方技艺，发展西北工业，成为西北近代工业之鼻祖。
湘军宿将刘坤一也积极支持近代工业的发展。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，苏沪地区共兴办了14家机器纺织企业，其中有南通大生、无锡业勤、苏州苏纶纱厂等。到20世纪初，苏沪地区的棉纱锭数占了全国的63.3%。刘坤一不仅重视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，还大力资助张謇、陆润庠、黄宗宪、杨宗瀚等民族资本家，为上海、江苏近代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内陆保守的湘军集团在洋务运动中成为开拓者和中流砥柱，是因为救亡图存的政治追求和经世致用的理性选择，而非单纯经济上商业利润的动机，湘商群体从诞生起就成为与众不同的商业群体。应该看到，在湖南近现代史上，无论是保守派、洋务派、立宪派、共和派、革命派对发展湖南经济、从事商业活动“态度一致”，许多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人物也进入工商界。如，身份复杂的杨度，既投资于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，也投资于湖南的华昌炼公司。
湘军与湘商的渊源，还有三个现象值得探讨。一是“由官入商”现象。聂缉椝为代表人物，身为江苏巡抚的他解职后当起了纱厂老板。其他如龙璋、唐伯球等。二是“由绅入商”现象。在辛亥革命前，保守派人物王先谦、叶德辉等同样是亦文亦商的。前者曾投资湖南电灯、铁路业，后者则本身就是染房、钱庄、酱园的老板。三是“革命者经商”现象。辛亥革命后，黄兴、龙璋等。
（三）湘商与国家
廖树蘅是湖南矿业先驱之一，他采用西式采矿技术经营水口山铅锌矿，获利达六百万银元之多。梁焕奎是湖南矿业发展的重要人物。1899年他筹集资金接办益阳板溪锑矿，将其改组为久通公司。1906年，他购买了法国蒸馏炼锑法的专利权，解决了锑矿低品位矿砂的提纯问题。1908年，梁焕奎组建华昌公司，员工数万人。一战期间，该公司业务盛极一时。当时长沙城南一带，“机声喧扰，烟突林立，厂房屋舍，鳞次栉比，湘江沿岸，火轮电艇。络绎于途，无非皆华昌所有。”对我国锑矿业发展贡献甚大。
李国钦则利用湖南纯锑出口的机会，打破了英国企业对国际锑品市场的垄断，形成了中国纯锑垄断了世界锑品市场的局面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李国钦创建了华昌贸易公司，将中国的钨、锑、锡等矿产品及桐油、猪鬃等农副产品输往美国，同时将美国的机械、化工、钢铁等工矿设备和器材输入中国。至1937年，该公司已成为中美间进出口量最大的贸易公司。李国钦还聘请国外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国内建设了44家工矿企业，为中国工业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聂云台在中国近代纺织领域名声卓著。他采取了计时、计件结合的工资制度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。聂云台还废除了“老规”和包工头制度，厂主直接管理生产，推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。1919年6月，聂云台在吴淞筹建大中华纱厂，被称为“模范纱厂”。1921年9月，他在上海建成华丰纺织厂，号称“中国设备最完善之纱厂”。1920年8月，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，继而被推举为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，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之巨擘。
范旭东在中国近代化工领域独占鳌头。范旭东认为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制碱工业，便谈不上化学工业的发展，为此他创办了永利碱厂。1926年6月，永利碱厂生产出了合格纯碱，成为亚洲第一家碱厂。范旭东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他提出：“永利的股东以享有中国国籍者为限”。面临日本军方的威胁时，他断然回答：“宁举丧，不受奠仪。”酸碱是化学工业的两翼，在制造出合格的碱产品之后，范旭东又投身酸厂的建设。1937年2月5日，永利硫酸铵厂生产出第一批硫酸铵，成为“亚洲第一大硫酸铵厂”，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工商业人士的会上指出：“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，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。”
当然，在湖南成功的人物身上，也有着朱昌琳这样的以经营米谷、淮盐、茶叶三大项目的商人。朱昌琳将这三大项目做成了晚清湖南商业贸易的支柱，他将治国之方用于商业贸易，在安化、汉口、西安、兰州等地设置分支机构，负责收购、转运、加工、销售，生意庞大。
四、湘商与商群
商群文化的概念是我提出来的，原来我们说“商帮文化”，这个“帮”字不太好听，也有一些旧的含义在里面，所以我改成了商群文化。商群实际上是根据地域组成的，今天我们讲的区域商群文化也是地域文化，地理条件决定商群发展不同状况。我们要把湘商文化放到地域文化的大环境中来比较、认识。
地域商群文化的特征，一是地域特征，就是同一个地区的，这种地域特征带来一种乡情、乡音、乡韵，它是商人群体的一个自然纽带。在政治宽松的条件下，自然纽带会自发的产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。二是文化特征，也是一种地域文化，像湘商就是湖湘文化哺育，晋商就是秦晋文化的产物，粤商是岭南文化的产物，文化成为了区域群体的共同的文化纽带、思想方法、认知途径。三是时代特征，商群文化是随着时代变化的，比如说湘商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特征。
地域商群文化的意义。一是自我认知的意义。作为一个商人，自身从哪来，有什么特点，这就是自我认知的意义。二是结群互助的意义，商人有了商群这样一个纽带可以抱团取暖，可以共同形成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，可以互相帮助、互利、维权、学习。三是比较学习的意义，商群和商群之间有人脉交流、信息交流，湖湘文化如果和沿海的一些商群文化相比较，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，但是也有明显的劣势，这样在商群之间比较就具有意义。
湘商群体的特征。湘商是湖湘地区湘籍的和外地来湘做生意的、办实业的总体的称谓。湘商群体的特征，一是湘人、湘音、湘乡的亲切感、归属感、凝聚力，这是一种具有地域概念的相对独立性，所以在此长期生活的人会有湖南的特点，比如说湖南人喜欢吃辣椒、非常勤劳，湘商也具有了这种地域的特点。二是重义理、求本源、敢变革、尚务实的文化品质。这是湖南人特有的一种思想观念，心忧天下、实事求是、勇于探索，自古以来，从屈原开始到周敦颐到王船山，湘人在思想界引领潮流，近代湘人引领了经世思潮、洋务思潮、维新思潮、共和思潮、共产思潮，所以湘人在思想观念上在中国一直居于引领地位的。在心理特征方面，湘人有比较强的天下精神、创新精神、变革精神。三是近代救国实业家、民生商业家比较多。
《湘商风云人物传》这部书既有湘商的地域特点也有湘商的时代特点，目前第一卷已经出来了，第二、三、四卷正在写作中，第一卷是《救国卷》、第二卷是《民生卷》、第三卷是《改革开放卷》、第四卷是《创业创新卷》，《救国卷》里写了21位湘商，这些湘商是当初国家处于危亡阶段的时候，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，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，著名的有长株铁路的建造者陈文伟、锡矿山的银菩萨段楚贤、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、红色资本家李烛尘、打造世界铅都的廖树蘅、洪江首富刘岐山、国货陈列馆创始人刘廷芳、上海纺织王国缔造者聂氏父子、亦商亦官心有国家的唐国球、锑业大王梁焕奎、红顶商人朱昌林。《民生卷》中写的湘商是在民生中创造了品牌的商人，像九芝堂的劳氏家族、中国羽绒工业创始人丁鹏翥、龙骧公司创始人盛时、开明汽车公司创始人谭常恺、开济轮船公司创始人龙璋、湖南实业银行创始人朱奎峰、李文玉金号创始人李文玉等。这里面还有布店、绸店、文房四宝店，有纺织、有饮食，像玉楼东、杨裕兴等，他们以便民服务为商业宗旨，形成了一群非常好的民生商业。
我们湘商还有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现在还没归纳出来，他们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商，中国自古就有官商，但官商第一次大规模的出现成为群体是湘军的洋务运动，所以洋务运动是一批政治家和军人为了大清朝的富强、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经营商业，像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、左宗棠做了福州的机器制造局、李鸿章做了上海的机器制造局。这批人以自己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开展商业活动，在中国大地上开启了近代化的兆头。
刚才我讲了三个商人群体，还有一个群体是政治家群体，包括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巡抚陈宝箴等，他们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推动商业的崛起和发展。
湘商的三大弱点。一是湖南的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农耕文化，与沿海工商业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发展阶段，晚了半世纪，这半个世纪我们工商业在文化观念上比较落后，工商业文化比较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，它是从自然来掘取财富；农耕文化着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，多在处理怎么来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，所以农耕文化是一种权力本位的文化，它影响了我们商业文化。今天我们湖南商业文化落后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权力文化过于深厚、过于强大，我们商业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仍是权力文化的陪衬。二是我们的文化某种意义上是内陆文化，我们远隔大海，近代工商业从海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相对比较封闭，在戊戌维新之前长沙是一座铁城——铁门之城，打不破。湖南人非常骄傲、非常自满，一直到甲午战争湘军在辽东全军覆没，再到后来败给日本人，湖南人才知道自己的落后，才开始正式向西方学习，这种状况使湖南开放意识不够。例如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开放，就是我们讲的洋务运动，我们广大人民基本上是农民和市民，带来了小富即安、宁为鸡头不为凤尾、贪小利的习性。三是斗争文化，湖南人斗争意识比较强，这种斗争意识实际上不利于商业文化发展，商业文化是和和谐文化、互融文化、按规律出牌的文化，而湖南人的斗争文化使人想当头、想上位单干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有救国救民的情怀，一方面要更加自觉的向沪商、鲁商学习现代商业文化的一些优点。而且我们要创造比较好的投资环境，让异地商人、商会在湖南发展得更好。
（作者郑佳明现为湖南商学院文学院院长）
